处理彩礼返还纠纷应坚持什么原则？

在诉讼中彩礼返还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：一是平等原则。不论双方谁提供的彩礼，都应当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；二是过错原则。根据婚姻缔结过程中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各自应承担的责任；三是酌情返还原则。要根据提供彩礼方的经济情况，提供彩礼的动机和接受彩礼方的经济状况、索要彩礼动机等因素，确定彩礼返还的比例，充分发挥法律评价的预防、指引和教育作用。

2008年农历2月6日，原、被告（女）经人介绍认识，按照当地风俗，原告向被告提供见面礼6060元；在订婚时，原告又向被告提供礼金1万元及金戒指两枚。在结婚当日，原告以某种理由拒绝迎娶被告。2010年12月5日，原告向法院提起返还彩礼的诉讼，要求被告退还各项彩礼共计16060元及其他物品。

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原告与被告按农村风俗习惯订婚后，原告向被告提供的各项彩礼16060元和金戒指2枚是以双方结婚为目的而给予的财物。现双方因各种原因导致退婚不能缔结婚姻，因此，被告应依法将上述彩礼退还给原告。原告要求被告王某某返还彩礼现金16060元、金戒指2枚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，应予以支持，其他物品不属于彩礼范围，不应当得到支持。原告要求被告父母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，不予支持，遂作出以下判决：

一、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现金16060元，金戒指2枚；   

二、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宣判后，被告不服判决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二审法院主持双方进行调解。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居住地司法所和社会法庭的配合下，双方自愿达成以下协议：上诉人一次性退还被上诉人彩礼8000元，被上诉人放弃其他诉讼请求。上诉人向二审法院提出撤诉申请，该法院作出准予撤诉的裁定书。

一、彩礼范围的认定

“彩礼”又称财礼、聘礼、聘财等。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，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、聘礼的习俗，这种聘金、聘礼俗称“彩礼”。当下，由于社会环境及适用条件的不同，决定着对彩礼范围的认定不同。   

在司法实践中，要考虑当地风俗习惯，双方主体的交往时间、密切程度，对一般意义上的帮助、单方赠与、双方交往中必要的费用与彩礼进行区分。在此基础上，针对个案确定返还彩礼的范围和具体数额。该案中，原告向三被告请求返还见面礼、结婚礼金、金戒指和其他物品，一审法院对彩礼和其他物品进行区分，并按照《婚姻法解释（二）》第10条第1款第(1)项之规定，对该案进行判决。二审法院在对彩礼的范围及数额进一步认定基础上，通过联动调解，被上诉人减少了彩礼的主张数额，最终双方达成协议。在一审、二审中法院对彩礼的定位及数额认定都是符合法律规定、司法解释和风俗习惯的。

二、彩礼的返还主体

从传统意义上讲，彩礼返还主体有以下几类：  (1)接受彩礼的一方；(2)接受彩礼一方的父母；(3)上述两种主体相加。从返还责任上：(1)只限定接受彩礼一方；(2)只限定接受彩礼一方的父母；(3)上述两类主体承担连带责任；(4)第二类主体承担补充责任。笔者认为，当前所称的“彩礼”与封建时代的“彩礼”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。在主体认定上，当今接受彩礼的一方通常已达到成人年龄，应该对彩礼有支配权。因此，作为返还彩礼的法律主体应是接受彩礼的一方，返还义务也是该方。该案中一审及二审法院对彩礼返还主体的确定也是正确的。

三、彩礼返还应坚持的原则

按照风俗习惯，在很多地区，彩礼返还的一般原则是：(1)女方悔婚的，一般全部返还所有彩礼和其他物品；(2)男方悔婚的，女方一般不用返还各种彩礼和其他物品；(3)男方和女方同时悔婚的，经双方协议，一般坚持有限返还原则。笔者认为在诉讼层面上彩礼返还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：一是平等原则。不论双方谁提供的彩礼，都应当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；二是过错原则。由于某方的过错导致结婚不能时，在彩礼返还上，要考虑过错方的责任问题；三是有限救济原则。要根据提供彩礼方的经济情况，提供彩礼的动机和接受彩礼方的经济状况、索要彩礼动机等因素，确定彩礼返还的比例，充分发挥法律评价的预防、指引和教育作用，促使男女双方婚前交往和彩礼提供的理性化。  

 该案中，一审原告和被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，一方提出彩礼返还请求，符合《婚姻法解释（二）》的规定。但是，在女方已经备置完酒席，等待男方迎娶之时，男方突然作出不再迎娶的决定。虽然，结不结婚是一种自由，但是，任何自由都是有一定的限制。由于一审原告悔婚的时间和场合的特殊性，造成一审被告在一定范围内名誉受损。因此，从风俗和道德层面上看，一审原告是有一定的责任的。该案一审、二审法院正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有限救济原则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，并适用调解手段使案件得到恰当处理。    总之，彩礼返还问题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因素相交织的复杂问题。当前，《婚姻法解释（三）》已经出台，它标志着对于部分婚姻问题的处理，司法解释已从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不断细化，操作性更强。但是，对于彩礼返还的司法解释仍处于不够具体完善，除了要尽快对司法解释进一步细化外，法院处理该类案件要考量案件实际妥当适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，缓解其与社会伦理道德、风俗习惯之间的张力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